文艺批评 | 金理：“角色化生成”与“主体性成长”——青年形象创造的文学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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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青年形象的创造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主题。本文正是以此为对象进行文学史考察，讨论青年形象从“角色化生成”到“主体性成长”之间所遭遇的困境与可能，进而为当下青春文学突破创作瓶颈提供启发。作者认为在面对“内外失衡”的青年形象时，我们应该珍重鲁迅“心学”的这一份资源——既舍身到风沙扑面的现实中贴身肉搏，又敢于自白其心、以心应世，以此来培育一个丰富而沉稳、与现实相摩擦复又充当外界扰攘之过滤器的内心空间。对于个体生命的感性欲求与时代理性运行规则之间的某种“紧张感”，理应成为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感谢作者金理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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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化生成”与“主体性成长”
青年形象创造的文学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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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理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充满了青年人的形象与声音：晚清小说中的革命少年、鸳蝴派笔下多愁善感的少男少女、“五四”新文学的“青春崇拜”、社会主义成长小说中的“新人”形象、知青的“青春祭”、“一无所有”的摇滚青年、“像卫慧那样疯狂”的上海宝贝、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笔下的“80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的形象世界，主要是青年的世界”。[1] 文学形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综合创造物”，故而对此形象的解析，也应尽可能还原出构成因素的多样性：在作家塑造青年形象的过程中，首先参与其间的是作家的气质、心理和审美意识；而这些联系着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人们的情感态度、认知方式和思想观念；上述因素在渗入创作的过程中显然又和历史条件、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等形成互动。讨论青年形象的创造史，既能丰富我们对文学特质的认识（思考青年形象在文学中的建构，即青年人如何通过文学来想象自我），也能在与历史经验的关联中丰富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
在晚清中国社会中“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独立的年龄群体的青年阶层”。日本学者横山宏章曾从官僚、科举制度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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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历史，那其中却见不到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这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那么，中国的年轻人是在什么样的世界中顽强地生存着呢？不管怎样，不可能没有年轻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完备的所谓中国式的官僚制度严格控制下，在成为无可动摇的‘天下太平’的安稳世界中，年轻人其实是被窒息在体制之中，奄奄一息……在知识分子的世界中，通过科举考试入仕途登龙门是男人们的人生愿望，年轻人像个年轻人似的生龙活虎地到处胡闹，是不被允许的。为了中举必须奉献出青春，青年人只是成年人的预备军。只有天真纯洁的孩子和出色的大人，愚蠢莽撞的青年人的存在被抽掉了。……说没有年轻人、青年人存在，这是因为年轻人被定位在从孩子到大人的修养过程中，也就是说，它不过是一种过渡形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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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青年”形成的契机是民族危机与教育改革。梁启超振臂一呼的《少年中国说》，对于当时正在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年轻人群体的社会地位、义务职责等作出了最具代表性的论述。中国的“青年”正是从由梁启超所呼吁的“少年”经由《新青年》杂志所代表的“新青年”而逐步形成的[3]。
自晚清、新文化运动以来，统治团体、政治社会化的担当者以及知识分子、普罗大众都在不断树立各种各样理想的、模范的青年形象，“少年中国”的国民召唤、“新青年”式的范导想象、“社会主义新人”的打造……青年形象史的生成、延续，伴随着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势力对于“青年”所寄予的角色期待和青年自身具备的角色意识（呼应社会期待而扮演相应的角色）。“角色”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其定义是“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特定地位的人士应有行为的模式或规范”[4]，这种“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期望经常出自同时代的人或社会群体。“新青年”、“五四青年”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中国获得特殊地位，并成为占据主流的青年角色模型，并不仅仅出于青年自身的反抗精神和行动成就，也并不仅仅出于其集中表达了年轻人对权利、自由（恋爱、婚姻的自由，经济独立，自己筹划生活等）的强烈诉求（这一切诉求只有被纳入到“青年”的意义结构之中，才可能在中国社会获得正当性的源泉，而提供这一正当性的文化和思想资源，“主要不是来自于年轻人内部，而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思潮中既有的对知识人和青年的角色规定”[5]），而恰恰是因为青年们呼应或者说迎合了社会对年轻人的角色期待。我们在此涉及到了两个维度内的“青年”：作为现实社会中的年龄群体；被历史地、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形象。而文学显然是参与这一建构的最重要的文化式样，在青年文学中，寄托着成年人和社会力量的期待和意义规定、关于“青年是什么”、“青年应该成为什么”的观念意识，点点滴滴内化到了青年主体内部中去。不妨说，是青年的“角色化”提供了年轻人新的身份，因为这样的理由和身份，“青年”才在现代中国获得存在的正当性，而青年文学、青春主题也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上占据特殊地位。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小说的青年形象展演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角色化的生成”，而很少“主体性的成长”。台湾学者黄金麟在身体史学的视野中提出“身体生成”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指称的并不是一种身体的生物性诞生或创造，而是指称一种在肉体既存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模造。这种社会加诸自然条件上，从而产生的身体改变，是身体生成这个概念想要凸示的景况”，这样一种存在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因随着国族命运的更动而被积淀、型塑出来的”生成形式，逐渐变成“一个普遍、共通的身体开发形式”[6]。而文学可以作为上述普遍、共通的形式在一特殊领域内的显现，小说中青年形象的塑造也受到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外力规约，诚如研究者在讨论现代中国的成长小说时所发现的：“成长主人公摆脱传统伦理与封建秩序的专断统治后获得身体的管理权和属己性，他们离开礼教之家后，身体在社会空间里的漫游、位移过程中，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危机、国家危机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身体工具化和国家化的改造式生成。”[7] 在小说中的表现则是（这往往也成为我们分析这类成长小说的固定视角）：个人时间依附于巨型、线性的历史时间而存在，身体欲望处于社会理性的调适和监控之下，“象征之父”的权威性介入，个体成长作为民族国家的寓言……青年是建设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青春意象与情怀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一再书写的主题，但这一表面上风光无限、热力四射的群体和文学形象更多是被外力召唤出来的，这种召唤又着眼于“青年”社会角色的功利性，而对年轻人的特性、欲求、内在权利、精神自由以及生命原初意义关注不够。冯至的诗句“你让人人都恢复了青春”[8]恰恰表现出青年构形的悖论：青春固然美丽，但却不是本己的属性，而是被种种“大他者”（“你是党，你是毛主席”）所给予、派定的。
冯
至
在文学创造中，以“角色化生成”为主导来模塑青年形象，显然会出现很多问题。茅盾曾感慨于“伟大的‘五四’不能产生表现时代的文学作品”，郁达夫、许钦文、王统照、周全平、张资平等人的小说尽管“都用现代青年生活作为描写的主题”，但是“不能从这些作品里看出‘五四’以后的青年心灵的震幅”，而原因正在于“缺乏浓郁的社会性”。在茅盾的心意中，需要展现现代新人在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所参与和承担的宏大历史实践和社会职责，以及其间荡气回肠的心灵震荡。在这样的背景下，茅盾表彰《倪焕之》“第一部”的意义：“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城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9] 在叶圣陶的这部长篇中，主人公的个体成长被纳入到整个社会进化的结构中去，成为一种由社会理性掌控的成长，这也许是茅盾所谓“社会性”和“青年心灵的震幅”相参证的意义所在。青年人经历的“成长仪式”的每一环节——受难、动摇、转机——无不具有浓厚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倪焕之向往通过参与创造历史的活动确立他作为一个青年的主体意义，但这一“意义”往往指向被某种社会理性、外在秩序所承认的信念。这样一个疏于内在主体建设的青年，其个人欲求与私密情感在不断“纯化”、“净化”的过程中被掏空了“人”的具体所指，且陷入到理想与现实之间持续的冲突中。而一旦当历史丧失了发展的意义，即外部且是唯一的动力源停止运作之时，其精神和肉体都遭到了灭亡。正如研究者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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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每次对意义的新寻找，倪焕之不断改变表演场景，从学校，婚姻家庭，到集体主义的革命。在这一幻灭的过程，他的个体自我、个体自由在不断地耗散，国家、民族、阶级解放的宏大叙述越来越覆盖着他，最终他似乎又不能承载这些不断加大的意义而心力憔悴而死。因此，叙述者本身是矛盾的，他将倪焕之投掷于时代的飞泻而下的洪流，却表现出当这些时代的意义资源相继耗尽时主人公心力的枯窘——他没有时代以外的属于自身主体的内在意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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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一轮“时代的意义资源”——比如“革命文学”——生成之际，身处“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被认为“可以跨过前去，而不必关心他们，因为这是值不得在他们身上卖力的”[11]环境中，茅盾曾表彰的倪焕之、以及他本人笔下的方罗兰、章秋柳们都成了时潮的“Outcast”（弃儿——英文为茅盾原文）。
貳
考察青年形象的人物长廊，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越是青年角色扮演意识膨胀的时期，年轻人表达自身欲求的空间越是萎缩。比如以“火红的青春”为主题的1950年代，后人提及青春崇拜之类的话题时每每将其作为怀恋对象，这确实是青年文化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它既是一个年轻人从家庭获得解放的时期，同时也是青年开始被国家高度整合的时期”，“程式化教育一方面要求学生活跃主动、富有创造力，一方面又要求他们自制克己、遵守各种纪律，服从集体的意志，这是十分自相矛盾的。……青年人几乎没有得以显示个性或发挥创造力的渠道。大多数学生都感到自己已被不断要求他们与集体保持步调一致的号召束缚得失去了活力”[12]。一方面是“火红的青春”，另一方面，“在50年代的青年文化中，年轻人的主体性逐渐被抽去，‘新青年’、‘五四青年’们所追求和部分获得的‘权利’、‘自由’，在50年代的青年文化中逐渐消失”[13]。王蒙创作于1953年的《青春万岁》[14]素来被视作“火红青春的写照”，在这部长篇中我们正可发现上述矛盾的症候。小说描写建国初期北京女七中高二班一群学生的故事。这天，杨蔷云来到同学苏宁家中，苏的父亲是资本家，“五反”时候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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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云握住苏宁的手，坐在苏宁的床头。……看看屋子，东北角上放着一个荒芜的书架。许多书报零乱地堆在上面，书架旁有个小藤桌，桌上有竹笔筒和瓷花瓶，但是既没有笔，也没有花。书架的对面是漱洗用具。……墙上挂着郑板桥画的竹子和一张比月份牌高明不了多少的粗俗的画——画一个女人荡秋千。还有一张彩色照片，照的是西湖的三潭印月。苏宁床边摆着一张小桌，搁些药瓶子，暖壶和水碗。蔷云以她特有的灵敏嗅出一种奇怪的、不协调的气味。有药味，有香皂味，也有旧纸旧画和苏宁的被褥的味。蔷云嗅了嗅，说：“开开上边的窗子吧，空气不好。”……当蔷云登上窗台，去开上面的小窗户时，看见窗台上的一本书，是徐訏写的《鬼恋》。蔷云下来，拿起这本书，怀疑地翻着看，苏宁像作了错事似地低下头。“老天，你这是看什么书呀?”“我，病了，看别的书太累。”苏宁理亏地解释着。蔷云气愤地说：“‘鬼恋’，瞧这个名儿就是一本浑书。又鬼又恋，你瞧别的书累得慌，瞧这本书难道不气得慌么?”苏宁没有话回答，用手揉着被角，样儿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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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天，蔷云动员了几位同学再一起来到苏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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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起袖子干起来。清扫了所有角落的尘垢，摆上了毛主席的石膏胸像。贴上一张《列宁和孩子在一起》的铅笔画和一张卓娅的画像。她们送给苏宁几本书：《把一切献给党》、《刘胡兰小传》、《青年团基本知识讲话》，苏宁把它们放在书架上最显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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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上面这一段落理解为“空间的改造”。 首先，“空间”在物理意义上指苏宁家中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发现了青年文学（如《青春之歌》等）中极具代表性的“角色化生成”策略：一个以青年人面貌出现的价值客体，有待去获得自我的本质属性，在此过程中，代表不同世界观、价值观与思想路线的两种力量介入其中，争夺对价值客体的领导权。苏宁病态初现，是一度沦落的价值客体，需要来自正义、主流社会的蔷云加以挽救，而反方是苏宁的哥哥苏君，蔷云以其“特有的灵敏”发现了苏家“气味不好”，于是打开窗户，清扫尘垢，并告诫苏宁：“你哥哥肺里有细菌，话里也有，千万可别传染上你！……还有这本《鬼恋》……”其次，如果把“空间”理解为各种意义竞逐的领域，那么“阅读空间”也可视为各方力量相互斗争、改造的产物；而争夺阅读空间比政治、军事的争夺更隐蔽，却对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蔷云替苏宁清理了《鬼恋》，换上《把一切献给党》、《刘胡兰小传》、《青年团基本知识讲话》，书籍的“置换”在蔷云看来是治病救人。由此，杨蔷云在《青春万岁》中就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味，她以“家访”的形式扮演了老师的角色，“书籍怎样到达读者手里……诸如政治领袖、教育家、牧师、批评家这样的文化宰制者，在何种程度上控制了民众获得书籍的途径——不直接地（如通过表扬与责罚）或直接地（如通过强制赞助）？”[15] 据此，蔷云也可被视为阅读的范导者。清理生活环境、重新布置阅读空间，以上两种“空间的改造”（身体/精神）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尤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由阅读的范导者所施展的书籍置换，针对的是学校之外的课余阅读，也许可以这么说：在特殊时期，国家克服公共时空和私人空间的界限而在公私之间建立起意义连续性，同时社会主义文化也藉此介入、收编个人日常生活，将塑造理想“新人”的政治追求编织进类似课余阅读的生活细节中。
吊诡的是，如果借用“掀开新时期文学第一页”的《班主任》的视野，那么先前《青春万岁》中以“治病救人”面貌出现的杨蔷云，也可能染有“暗疾”。也就是说，《青春万岁》中的杨蔷云与《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发生了角色的合一：从人物特征来说，她们都是班干部，具备“特有的灵敏”，学习成绩并不出众，“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太多”（《青春万岁》借助杨蔷云与李春的冲突，以显示杨在“红”与“专”的人物图谱中代表着“红”）；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杨蔷云将《鬼恋》看成“又鬼又恋”的“浑书”、当谢惠敏将《牛虻》当作黄书之时，她们已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丧失了阅读理解力、急待挽救的“病人”。
《青春万岁》中“空间的改造”，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毫不犹豫地介入日常生活，然而苏宁内心世界的空白，以及迅速地“被治愈”，反倒显出这一介入、收编的粗暴、草率，完全无视生活世界确有其相对独立的维度。资本主义文化“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裂”[16]，故而社会主义文化以克服上述分裂为己任。但是，克服分裂的意义应该在于建立一种健康、有机的关系：政治渗透着人的生活世界，完全摒弃他者的“绝对自足”是一种幻觉，人们需要在多样性和公开性中持续交流、互动；然而与此同时，生活世界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的趣味、欲望理应得到尊重，一个富有活力的政治社会应该鼓励人们的自由选择。当然，实践层面的操作远比论说复杂，也许恰因为以上几者的关联没有得到稳妥处置，所以，在青年形象中，丧失阅读能力的“病人”才会一再出场。
叁
张闻天的长篇《旅途》（1924年）是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开端期的代表性作品，“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人物成长、人物性格与时代环境作为有机整体展现出来，直接引导着下一阶段的成长小说”[17]。它描写青年王钧凯在追求“灵肉一致”的旅途中所遭遇的种种困扰，后来投身于革命斗争，从个人爱憎恩怨的烦恼中解脱出来，终于在激烈的战斗中牺牲……小说的结局似乎升华到一个理想境界，但是日本学者坂井洋史却批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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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凯终于灭却自己的肉身而把自己的精神升华为永远的存在，以获得‘解脱’。但是，如此解脱，不外是以应该称为烦闷源泉的自我内心之彻底丧失为代价而求救于自我外部。我认为，如此心态或许可以为外在‘宏大叙事’的绝对化甚至神化服务，但是不会孕育不断要求深刻内心审视和自我对象化的强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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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井洋史进一步将此问题归结为“后发型现代化所依据民族主义”中一种“共享”的“想象”或“神话”：以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能够满足沦落于被压抑状态的个人欲望”，“给外在‘虚构’以至上权威，而以为如此权威能够解决自我内部的问题”。在上述逻辑之下，“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达成“共享”，但是坂井先生马上提醒，“说‘共享’，也许给人内外平等的印象，其实不然”，因为“共享”之中暗含一种等级制，“内部自然”外挂在“外部自然”上，自我内部的问题可以由外在权威轻松解决，甚至乞求在后者创世纪式的“根本解决”之后，一切其余具体问题皆可迎刃而解，“这种情况，不如叫做以‘自我丧失’为代价主动要求‘同化’更妥当些”[18]。对于“外部自然”的趋附往往同迎合期待的“角色扮演”、从工具性的角度来观照青年形象的功利意识相关联，“如果人只是建筑社会的砖瓦，只是经济过程的工具，那么……与其说是会导致‘新人’的产生，不如说是‘人’的消亡过程，也就是非人道的过程。人失掉了测定的深度，就变成二维、平面的、没有精神的生物，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社会职能而已。人丧失了内在的存在”[19]。
坂
井
洋
史
内在价值的轻易让渡和萎缩是我们在讨论青年形象时每每会碰到的文学命题，也反映出青年人在文学与社会现实中遭遇的情形：易于归依身外的权威而荒疏营建“自心之天地”；惯于论证“终极究竟的事”而轻忽“心以为然的道理”，而此外骛的论证又甚少与切己的实感发生共鸣[20]；不断追逐弃旧迎新的精神攀附，却没有内在主体性的支撑，在过度开发后意义耗散、心力匮乏……所以在文学史上经常可以见到如下青年形象：一是小二黑这般“英雄气概的自我”，借墨子刻的话说，他们个人具有炽烈而无私的、为实现生活理想而英勇奋斗的决心；“有了决心，个人就会和‘人民’或者说人民的‘真实’愿望站到一起”；在其奋斗过程中，为人们所能感知的历史发展趋势形成“气势磅礴”的“潮流”，“通过把内在洞察力‘转化’为外部世界，从而使自我的英雄精神融进强大的历史潮流之中”[21]。在小二黑身上，“内在洞察力”与“外部世界”、“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息息相通，然而，倘若不具备此“内面自觉”而又将个体人的价值简单归化为外在整体性结构，那么，当整体结构在线性历史时间加速驱动下，不断向着一个个“美丽新世界”跃进，青春的转瞬即逝就会让青年哀叹“我是一个年轻的老人”（戴望舒《过时》）。“现代中国是一个‘扰攘之世’，……在向外寻找新秩序的时候，个人内心的是非好恶往往被看得很轻，而绝对真理、历史必然性之类外在的标准则被看得很重；人们并且进一步用后者来规范前者，要求前者，解释前者，直至取消前者。”[22] “绝对真理、历史必然性之类”（几乎在每个历史时期它们都会获得不同的“填充物”）每每向青年人发出强力召唤，望风披靡的过程中青年人甘愿将“内部自然”外挂，甚至将自身的伦理与情操直接同一时一地的“意识形态正确”相绑定；于是当时代转换之际，前一时期论证“绝对真理、历史必然性”的“填充物”被新起的标准判为失效，先前迷信的意识形态逻辑翻转为不信，青年人就会因为欠缺建基于本心的立场而扶东倒西、无所立足，连带抛弃先前的伦理与情操，于是要么摇身为“通变”之士粉墨再登场，要么就哑然失语甚或被甩出历史轨道之外。而当生命意义长期“外挂”、 内在价值持续被掏空的个体在被甩出之后，随即与虚无相遇。于是，在林道静、小二黑之外，我们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一再发现“遭遇虚无”的青年形象：从历史轨道中脱轨的“零余者”（郁达夫的小说）；因外在意义资源的枯竭而旋起旋灭的、“青春和衰老的结合体”（戴望舒《我的素描》）；信仰破灭后睁眼看清世相而宣告“我不相信”（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以满腔热血却写下一幕滑稽闹剧，因而在挫败与被欺骗感中无法自拔（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反感于前一个时代中先验的最高价值，而试图在“置身事外”中实现自我（刘索拉《你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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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曾有一个敏感的发现：在现代文学史上，“不但明确地意识到对象的作为青年，注目其为青年所固有的特征，而且以‘青年’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来观察与描绘”，主要出现于“现代文学史的首尾两端——‘五四’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战后”，因为这“两端”是“突进或转折”的历史时期，易于“首先在青年的文学形象中反映出来”[23]。青年形象往往成为社会生活的探测器，启发我们思索如下议题：在历史行进和转折的过程中，青年人面临哪些困境，在外向的人生道路选择与内面的心灵世界都遭遇了何种困扰和挫折，小说如何反映又如何介入青年的主体建设，文学提供了何种抚慰、整合了哪些资源、又暴露了什么样的问题。其实社会学研究早已指出：越是遇上社会转型的年代，角色文化承载者、角色扮演者（尤其是被动的角色扮演者）就越有可能遭遇到价值剥夺的危险，“在那些被动的角色扮演者那儿，角色行为的‘意义’源泉首先不是来自于个人内部的需要（个体的生活目标或价值追求），而是来自于外在的、强制的意义灌输，以及制度的规定性。这样，社会（制度、支配价值等）的转换就可能导致他们以往的角色行为的意义问题——来自于外在的否定直接引起他们的价值剥夺的意义危机”[24]。举个例子，如何处置被文革所伤害的虚无、颓唐的青年人，显然是“新时期文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刘心武小说《醒来吧，弟弟》中，“哥哥”/“我”是虽经劫难但信念不变的知识分子，“弟弟”则是精神颓丧满腹牢骚的前红卫兵，小说讲述的是前者作为启蒙者一方如何对发生信仰危机的虚无者展开“治疗”。“文革是这样一个运动，它既带来了个人政治生活对私人生活的侵犯，又导致了政治创造的现实对人们精心保留在内心深处的侵犯；毕竟，这一运动的目标不是人们的物质存在，而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表达方式。”“文革”中发生的悲剧，很多来自于官方正统建构的现实和人们感受到的现实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以及人们内心是非善恶判定标准的被放弃[25]。“文革”侵犯了人们的“内心深处”和“精神世界”，且创痛深巨，故而，新时期文学对青年人心灵世界的修复[26]，是急迫而又繁难、艰巨的事情（还要考虑到个人自我缠绕的内心世界往往对革命政治理想构成间离与冒犯，所以当时会出现“暴露黑暗”之类的批评声）。然而刘心武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极为草率的——“‘醒来’的意思当然是要弟弟摆脱迷惘情绪投身火热的四化建设”[27]。即便在发表的当时，就有批评家提出不满和质疑：刘心武极力用“一些四平八稳的模式套住自己锋利的解剖刀”，由此给出的“解决”，“又能在生活中激起多少青年的共鸣？又有多少青年能仿效？……小说揭示的问题是尖锐的，能吸引很多青年注目。可是回答问题却又如此苍白无力”[28]。在“弟弟”这样一个极具代表性的青年形象中，“外挂”、角色召唤的策略重又被祭出，我们太熟悉了：新的目的论生成，将“问题个人”与之相挂钩，就像被咒语唤醒一般，“现代的、堕落的、不可救药的问题人物突然彻底地消失了，个人仅仅作为集体的一部分而存在，并且服务于逻辑论证式的说教式的政治目标”[29]，与此同时，内心深处的创伤被轻松揭过。根本不是“对症下药”，毋宁说是“悬置”。 这般简单敷衍的“治疗”，显然是不稳妥的。随之发生的“潘晓来信”、高加林人物形象大讨论等，其实就可以看作长时间累积的不正视青年自身意义、价值，将之与外在规定性简单挂靠而导致的结果。
刘心武
松动的迹象在19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等一批作品而出现。李劼曾比较小说中青年人物身上崭新的意识：“他们既不象《大学春秋》和《青春万岁》中的那群学生，仿佛一生下来就被安排好一切似的无忧无虑地跟着阿姨老师朝前走；也不象《公开的情书》或《今夜有暴风雪》中的那群热血青年，时时把历史扛在肩上，充满责任感使命感。他们不低估自己的价值，也不夸大自己的作用。”[30] 随着社会变迁，从国家神话、意识形态来看取青年形象的视角逐渐为新的多元视角所取代。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因袭着社会角色功能的论者倒是敏感于期待的落空：“任何一部真正称得上伟大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批判还是赞成，都必须真正地体现出时代的前进方向。可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似乎于此稍有逊色……他们的探索和追求缺乏一种社会大我意识和历史的自觉性。”[31] 我们还记得刘索拉小说中这样一个段落：“新的礼堂正在建设，到处都堆着砖瓦、木料，还有一座现代化的教学楼刚刚动工，推土机把旧平房推成一片废墟，机器的轰鸣和敲打声整天跟音乐捣乱……” 这个场景和我们阅读小说时的感悟是合拍的：一方面旧的规矩被推成废墟，另一方面新的意识开始萌动；小说所呈现的生活和心灵画面，尽管嘈杂无序，像一个乱哄哄的工地，但正是在这片“无序”中可以发现一代青年人在社会秩序和主体成长之间进行挣扎、选择的人性图景。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王朔作品的持续升温，影响力从年轻人阶层向一般社会扩展，也说明了整个社会对青年的角色期待和规范力量的降低、消解。
1990年代为告别“角色化”的形象生成模式提供了契机。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空间的日益开放，文化的共名状态[32]逐渐涣散，为那种更偏重个人性的多元化的无名状态所取代，在创作上则体现为个人叙事立场的转型，此时，“‘十七年’、‘文革’成长小说赖以建立文本的理念底蕴——个体成长的意义象征国家的成长、与国家的命运须臾不可分割、个体是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人质……这样的文本立意基本上崩解了。个体成长的最重要的关系空间不再是国家，而是具有初步自律功能的社会。这样，个体获得了他所能期求的最低限度的理想成长状态——‘自然状态’”[33]。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19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使人们看到了青年运动的代价和边界，年轻人由此从社会得到了摆脱“神圣使命”约束的某种默许和认可，放下了角色扮演的包袱。总之，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个人叙事立场的支持、以及青年从“救世主”的幻想中获得解放，这一切，都促使青年文学逐渐告别宏大叙事转而开拓个人心理空间和主体经验。在这方面，以朱文、韩东为代表的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卫慧、棉棉等“70后”作家作出了贡献。
及至新世纪情形又发生转变。按照王晓明先生的分析，今天的中国人“同时受制于三个社会系统”：“第一个是国家机器主导的政治系统，它以‘维稳’为宗旨，竭力加固那种‘除了适应现实，我们别无选择’普遍意识。第二个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系统，它通过各种具体的成文和不成文法，持续训练人接受这样的自我定位，‘现代人，就是如下两面的结合：合乎市场需求的劳动力，和具有不可控制的消费冲动的消费者’。第三个日常生活系统，它安排人以‘居家’为中心，组织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内容，从儿童时代接受学校教育开始，一直到老。这个系统持续地发展一种具有极宽的包含力的‘居家文化’，对人潜移默化，要将他造得除了‘居家’的舒适——当然，这里的‘家’并不仅限于小家庭和公寓范围——别的什么都不在意”[34]。在这三个系统组成的支配性文化中，青年人往往具备根深蒂固的实用理性，对自己选择的价值观秉持类乎“历史终结”般的坚信，戒绝任何越轨的冲动……在上述支配性文化和青年心态所合力搭造的“铁幕”下，1990年代文学中自居于主流和世俗社会边缘、苦苦寻求自我精神拯救的青年人（如朱文笔下的小丁们）、以赤裸裸的笔墨挑战“所谓致富阶级（成功人士）温情脉脉的伦理规范”[35]的叛逃者（如棉棉、卫慧笔下的女孩子）全都消失了。其实这两类形象的消失有迹可循，有论者极富创见地提出了“终止焦虑”这一考察视角：焦虑是通过与现实处境持续的紧张对峙来艰难摸索一种自我确立的主体力量，“焦虑感是作家主体通过文字与世界发生关联时承受的障碍所致，是心灵的想象与现实境况相互磨蚀的结果，在有些情况下正是人不放弃追求主体力量的证明”。差异正在于，朱文“同样表现‘无所作为’的虚无感，但深刻地描绘了写作者的内心焦虑，毫不放松地突出着对主体力量的渴望”；而到了卫慧、棉棉等“70后”作家笔下，“主体在对现实的反应中自主性明显弱化，认同感逐渐增强，两者的关系处于相互整合之中，而不是主体自觉疏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个体存在”[36]。到了新世纪，明显地反映出这一“整合”过程完成、连摩擦的痕迹都不复存在的是郭敬明的小说，刻意呈现出一种“中性”（去意识形态化、去精英化）化的生活状态，这种姿态很容易俘获大批读者，但很明显恰恰受制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衣食住行背后是对市场社会主流价值全面认同。郭敬明笔下的主人公、他提供给年轻读者的范本——在“中性”状态中自鸣得意、游刃有余的青年人——是成功人士的后备军，而成功人士恰恰是当年朱文、棉棉们曾试图挑战的对象。焦虑感的消失，也许正意味着一种先锋性质的青年文化的离去。但我必须指出这并不是全部，以曝光率比较高的所谓代表作家为样本（如郭敬明），以一总多地去描述一代人的创作和精神图景，其局限性和片面性是明显的。比如同为“80后”的郑小驴，他笔下的青年人伴随着“我要的，全没了，我不想要的，全来了”的愤懑呐喊，决然地从铁幕以及主流的全球化板块中分离开来，成为精神旷野上的“孤魂野鬼”[37]。讨论当下文学中的青年形象，这种东游西荡不驯服的姿态应当是我们倍加珍惜的。
郑
小
驴
伍
在巴赫金所描述的“最为重要的一类”成长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而在其它类型作品中，“人的成长被置于静止的、定型的、基本上十分坚固的世界的背景上”；“世界只是分解成个别的事物、现象和事件，它们不过是毗邻和交替而已。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仅仅勾勒出了轮廓，全然是静态的，就像他周围的世界是静止的一样”[38]。以此来考量郭敬明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即是“主人公的静止不变”：“对个体的忧伤、创痛的反复咀嚼不仅成为文本推进的主要线索，更被普遍化为某种本质的、从来如此的青春体验，这一操作的痕迹最为鲜明地体现在郭敬明对‘孩子’这一概念的反复言说之中。在郭敬明笔下，‘孩子’不仅是一个年龄阶段，更是一个可以脱离各种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绝对纯洁的领域，……‘孩子’这一范畴成功抹去了个体的创伤与其社会根源之间的关联，从而建构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主体。对于这样一个主体而言，由于无法在具体的社会结构、生活经验，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中辨析创伤的来源。因此，他只能将其视为本质的、普遍的青春忧伤而加以领受，甚至将其审美化，并反复观看、咀嚼。同时，正是这种将自身独立于社会的意识形态构型，询唤出了大量自我封闭的、拒绝成长的主体，取消了任何对抗性实践的可能性，从而不断再生产着既存体制下的权力关系。”[39] 郭敬明式的小说是在翻版这个时代的现实吗：无须让生命悸动的痛感来提醒自己，也无须在黑暗的长旅中左冲右突，铺天盖地的广告、传媒，以及不设禁区的互联网早已告诉了那个“孩子”成人世界的秘密与真相。郭敬明笔下这个“只想呆在自己世界里的孩子”，以持守纯真的自恋姿态来暗享“豁免权”[40]；同时又在早已熟稔成人社会铁则的前提下，将成长过程“压缩”，一出场就“定型”，于是“完全封闭的主体”粉墨登台。
当我们失望于郭敬明小说中反复咀嚼、消费自我的忧伤而无法自拔、静态而不再成长的青年人物时，往往会举证林道静来作比较。《青春之歌》向来被视为“新人”塑造、社会主义成长小说的典范之作。林道静的成长充分体现了“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如果以“角色化生成”的视角来考察就会发现，当民族国家历史的必然性、圆满性绽现之时，人的成长与其说是动态的创进，毋宁说是按部就班的天路历程。以上这两类青年形象似乎都不能让人满意。借用上文的话说，也许正是因为“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无法达成平衡，所以文学中的青年形象，不乏静止而“完全封闭的主体”，不乏“内心生活”苍白甚至是“失心”之人，也不乏虚无主义者……
这个时候我想起鲁迅，身当一个秩序轰塌的年代，鲁迅以“自心”应世，秉持虚灵流动而非僵化定型的“心里的尺”来应对、验证身外的律令与规范，将生命创造的凭据收归自我。另一方面，即便临近生命的终点，鲁迅仍然深切表达着与这个世界紧密关联的经验：“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41] 所以鲁迅的这颗“心”又贯通着“生命的具体性”，不是将“个人”凝固成一个自外于现实世界、高高在上而又一尘不染的封闭“自我”，而是舍身到“不完善”、甚至污浊罪孽的现实中，通过与周遭世界的关联，通过“完成切近的具体事业”——哪怕它们是平庸、烦琐的（往往如此）——来担负起变革现实世界的责任[42]。这是一颗多么庄严而活泼、“内外兼修”的“心”。在讨论上述“内外失衡”的青年形象时，我们应该珍重鲁迅“心学”的这一份资源——既舍身到风沙扑面的现实中贴身肉搏，又敢于自白其心、以心应世，以此来培育一个丰富而沉稳、与现实相摩擦复又充当外界扰攘之过滤器的内心空间。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曾指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表现手法既“脱胎于安德烈夫的文学，却又与其单纯反映个体之孤独的文学倾向有微妙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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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夫描写的疯子之申诉乃是从封闭压抑的自我发出的悲鸣，而鲁迅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则是找到了与民族共生之线索的开放的自我之疾呼。
安德烈夫通过谎言、沉默等实体化的感觉描绘出孤独的内面世界。于《域外小说集》中翻译过《谩》和《默》的鲁迅，十年之后对安德烈夫的手法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借狂人的妄想，通过食人一事进一步把孤独实体化，最终得以形成突破自我封闭而与时代状况共生的崭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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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井省三之所以强调鲁迅在进行社会批判同时，“如何以安德烈夫为媒介艰难地探索现代文学的核心精神——个人主体之‘内面世界’”，是“意在打破多年来人们对日本和中国两位国民作家所建构起来的神化模式：超越个人主义而达到‘则天去私’境界的夏目漱石和革命圣人的鲁迅。单就鲁迅而言，这个神化不仅指从延安到人民中国毛泽东对鲁迅的圣人化，同时也指竹内好以来的日本鲁迅研究。延安时代的毛泽东由于可以表彰鲁迅在现实政治中贯穿始终的革命者一生，结果遮蔽了其对中国的统治结构本身予以批判的文学本质。而日本竹内好以来的鲁迅研究者，由于一直局限在‘文学与政治’对立这种阐释架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忽视了活跃于现代精神史舞台上的鲁迅文学的思想核心——对个人主体性之‘内面世界’的追寻及其所感到的不安和恐怖”[43]。藤井省三的研究呈现出鲁迅文学的丰富性：既不放弃探索“个人主体之‘内面世界’”，也注重“将封闭的内面世界向自己的民族敞开从而获得无限的解放”。当我们探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青年形象时，当我们在寻觅角色化与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联时，鲁迅这份“内外兼修”的资源值得我们一再返顾。
并不是说非得求证一个“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处于平衡状态的人物来作为青年构形的范本，鲁迅的启示是：首先，在“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之间，应该有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接榫与“桥梁”。叶永蓁作《小小十年》，“这是一个青年的作者，以一个现代的活的青年为主角，描写他十年中的行动和思想的书”，鲁迅赞誉该书“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同时也犀利指出其中缺陷：
“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44]
必须从“内部自然”的实感出发，依照着年轻人的生存条件、思想背景与性格逻辑所规定的方式，来摸索“外部自然”；任何外在的角色召唤、整体结构，必须具体地组织进、实现在青年的生命活动与生活进程中。这是“其间的桥梁”意义所在，它在《狂人日记》中体现为“通过对自白主体进行非人格化的处理，从而将内面世界本身再度普遍化”[45]。其次，一方面要求文学关注年轻人的特性、欲求和权利，展现他们的内在空间和主体经验；同时也应该思考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自足”的“个人”的故事、“纯粹”的“自身”的故事，到底在多大意义上可以成立？“狂人”形象的启示在于“突破自我封闭而与时代状况共生的崭新自我”。总之，在“角色化生成”与“主体性成长”之间，在决定论和能动性之间，在福柯和存在主义之间，在政治经济学和精神分析之间，在外在询唤和内在期待之间，文学中的青年形象应该得到更加精致入微的辩证。
不过以上讨论也可见出：现代以来，各方力量都在借重、争夺青年人，面对这种借重、争夺，文学既被动地参与其间，也不甘被动地提供了反思的契机。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监督下的历史想象往往对青年形象的生成施加“定型”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青年形象在自我创制的同时也不断产生尝试打破“定型”的解放性活力。即便是在《青春之歌》这样有着预期美满结局的小说中，因为解放性活力终于不能完全被压服，所以在作为国家神话的青年形象之下依然有主体能动的缝隙存在。这些缝隙告诉我们：尽管“革命”成功地示范了对爱情的导引，但后者毕竟不能轻易地被前者所化约；“革命”理应正视“欲望”，压抑性的“革命”并不具备召唤性。这二者的纠缠正是文学需要细腻展示的地方。林道静在崇拜卢嘉川之前，首先被“那高高挺秀的身材，那聪明英俊的大眼睛，那浓密的黑发”所打动。敏感的研究者发现《青春之歌》中不少细节暗示“在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缝隙中隐约可见性别个体的感性存在”[46]，比如这样的描述：“失去了卢嘉川的领导，失去了党的爱抚，她觉得自己重又变成死水中的蝌蚪。”这里的“互文”与“双关”实在传神，性的力比多与革命伦理互为释放。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典型的青年文学《沉沦》中，个人主义的话语既无法脱离于民族国家的建构，但回响着现代意识的、对“我是谁”的探寻，始终无法被民族话语简单征用。更何况还有《财主底儿女们》这般表现欲望身体与社会理性之间深刻挣扎的巨著。这一挣扎也启示我们：讨论青年形象，并不是给出“理想型”的答案，同样不妨暴露症候；并不是追求完成态，而是探索未完成中的丰富。即便在文本中最终闭合了，依然不妨去把握残余的选择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诞生于“一体化”的文学时代中、例如丰村《美丽》（1957年）这样的文本依然值得重读。其叙事起点就是：“年青人都多么可爱。但是，他们可又有着自己的忧虑和苦恼。”一方面，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求证自我完满性时自觉认同与民族、国家、社会的深切关联；另一方面，小说也正视在革命伦理与公共道德之下个人的欲求、隐私。尽管在当时语境中，这一危险的“个人”与“个人问题”在文本中必须被迅速治愈，其自我治愈的心灵过程不乏抽象化、简单化，但这个小说呈露出个体生命的感性欲求与时代理性运行规则之间的某种“紧张”，而这样一种转瞬即逝的紧张感，也应该成为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这尤其需要研究者具备辩证的反思能力与精到的文本解读功夫。有一次我在给本科生开设的小说选读课上讨论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和惯常的意见一样，我也把贞贞视为一个受到战争双方——一方把她当成发泄兽性的对象，另一方把她看作获取情报的工具——残酷压榨的女孩子。但是班上一位“90后”的女生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贞贞之前受到日军强暴欺辱固是极大的伤害，此后答应组织“回去工作”却有一种“报复的快意”在内，这样的工作并不只是被动配合民族解放的大事业，而是对于贞贞的个体本身同样意义重大。在那种时候，如贞贞一般受到欺辱的女子并不少，但是，能亲手破坏侵略者的行动、以此抚慰自身伤痛进而赢回尊严，这种复仇的快意很少有人能体会到。“贞贞把脸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却望得见有两颗狰狰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这个“复仇女神”的形象多么光彩照人，贞贞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我还可以重新做一个人”。——这是多么精彩的解读！由此也提醒我们应当注重青年形象的多重意蕴，既看到被控制、利用甚至扭曲的一面，也发现不被化约的丰富性。经过这样的观察所得到的青年形象，才能拥有巨大的生命能量和灵魂深度。
2012年12月27日初稿，2013年11月12日改定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2014年08期
注
释
[1] 赵园：《艰难的选择》第22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9月。
[2] 横山宏章：《清末中国青年群像》，转引自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第2-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0月。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缺失“青年期”，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著有《儿童的世纪：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儿童与童年》的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曾如此记述：“在中世纪以及近代开始以后，低层阶级的儿童，一旦能脱离母亲或奶妈而独立行动（即约7岁时），便与成人们混在一起了。他们马上便闯进成人们的生活圈子里，与成人们共享工作与娱乐，老少不分。”（参见理查德·弗拉克斯：《青年与社会变迁》第8页，李青、何非鲁译，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4月。）在工业化开始以前的欧洲社会，年轻人与年长、年老的人们一起生活在家庭和传统的共同体中，既不存在各个年龄阶层间明确、严格的阶段区分，年轻人也并没被赋予特殊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
[3] 详参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第一编：‘青年’的诞生”。
[4] 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49页，姚朋等译、刘北成修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5] 参见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第56-6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
[6]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第2-3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
[7] 顾广梅：《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第337-338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8] 冯至：《我的感谢》，原载《光明日报》1952年7月。收入《冯至全集》（2），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
[9] 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第20期，1929年5月。
[10] 郑坚：《吊诡的新人——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第106-107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
[11] 丁玲：《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
[12] 参见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经历》第155、156页，史继平等译，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11月。
[13] 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第68、72页。
[14] 《青春万岁》初稿于1953年，出版于1979年。见《王蒙文集》第1册“第一卷说明”，华艺出版社1993年。
[15] 戴维森（Cathy N. Davidson）：《从书籍史走向书籍与读者关系史》，转引自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史林》2007年第5期。
[16] 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523页，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12月。
[17] 顾广梅：《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第60页。
[18] 坂井洋史：《忏悔与越界，或者“丧失”的机制》，《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第89~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
[19]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1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
[20] 物以稀为贵者，比如周氏兄弟的声音：“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确信在是，满足亦在是”；“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大约人的觉醒，总须从心里自己发生。倘若本身并无痛切的实感，便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以上各条分见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第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1）第135页；鲁迅：《新的蔷薇》，《鲁迅全集》（3）第308页；周作人：《<贞操论>译记》，《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15日。《贞操论》译文亦收入《周作人文类编》，可参见《周作人文类编》（5）第42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
[21] 墨子刻（Thomas Metzger）语，转引自李欧梵：《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的现代性及其问题》，《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第17、1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10月。
[22] 郜元宝：《“为天地立心”》，《鲁迅六讲》第34页，三联书店2000年10月。
[23] 赵园：《艰难的选择》第221页。
[24] 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第178页。
[25] 参见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收入《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黄宗智主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
[26] 而这正是稍后一些论者提倡“向内转”时的重要议题：“‘向内转’体现了浩劫过后某种强烈的社会心理对于文学艺术的需求。西方现代文学的两次‘向内转’的高潮，分别与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有关。‘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灾难，而且与中国人民近代史上蒙受的其他灾难不同，人民受到的伤害更严重的是人性的扭曲和心灵的破裂，这是一种‘内伤’。浩劫过后，痛定思痛，善良的人们在反省、在反思、在忏悔，心理上长期郁积下来的一层层痛苦的情绪和体验需要疏通、需要发散、需要升华、需要化为再图奋进的思想和勇气。这种特定的社会心理状态，为新时期文学的‘写心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可惜，当年围绕着“向内转”的争论大多纠缠于创作手法或现实主义原则，对于这一层治疗“内伤”的议题却没有深入的对话。
[27] 许子东：《当代小说与青年思潮》，《当代小说阅读笔记》第19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
[28] 陈思和：《思考·生活·概念化》，《光明日报》1979年4月3日。
[29] 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第8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1月。
[30] 李劼：《刘索拉小说论》，《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31] 魏威：《如何反映当代青年的性格——评中篇新作<你别无选择>》，《文汇报》1985年5月13日。
[32] 关于共名与无名的理论阐释，及由此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考察，参见陈思和：《共名与无名》，收《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
[33] 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第22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12月。
[34] 王晓明、王侃：《三足怪物、叛徒、谜底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
[35] 参见陈思和：《现代都市社会的“欲望”文本——以卫慧和棉棉的创作为例》，收入氏著《谈虎谈兔》，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6月。
[36] 宋明炜：《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关于70年代出生作家的笔记》，《上海文学》1999年9月。
[37] 关于郑小驴创作意义的讨论，参见拙作《郑小驴论——兼及一种“青春文学”的再生》，《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4期。
[38] 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巴赫金全集》（3）第213、227页，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
[39] 康凌：《林道静在21世纪》，《文学报》2012年2月9日。
[40] 当“抄袭”事件闹到法庭并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记者问及郭敬明是否在意，郭的解释是：“我不想参与到成人世界的争斗中，我只想呆在自己的世界里。”
[41] 鲁迅：《“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6）第624页。
[42] 关于鲁迅文学所彰显的“生命的具体性”，参见拙作《在伪士与名教的围困中突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4期。
[43] 赵京华：《后现代社会语境下日本鲁迅像的转变（下）》，《周氏兄弟与日本》第105~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7月。以上藤井省三的引文也转自赵文。
[44] 鲁迅：《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鲁迅全集》（4）第150页。
[45] 赵京华：《后现代社会语境下日本鲁迅像的转变（下）》，《周氏兄弟与日本》第106页。
[46] 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第99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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